那一年，我一直在歌唱祖国丨人间
那一晚，我跨上自行车，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。在路上，我远远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——毋庸置疑，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配图 | VCG
编者按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
也许不是每一个「人间」的读者，都能完整见证这段漫长却丰富的时代变迁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参与其中。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的符号，你以为它们已经模糊，但其实只要仔细回想，它和曾经的人与事，都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。
「人间」希望能向大家邀约这些闪光，希望我们能一起用文字把它们抓拍、定格，一起书写「属于我的年代」。
来稿请发至 thelivings@vip.163.com，邮件主题请标明 「年代主题征文」
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4
就算你拿整个人生用来沉睡，也总有那么一两次会被时代叫醒。那些特别的年份，就如船舵般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。我的那一年，就是2008。
2008年，生命里所有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涌来，回头想想，这一年像是假的，就像是一针麻醉剂，给我太多对未来的虚假希望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怀念好风光如梦似幻的2008，我怀念地球上所有的骰子未曾落地之年。
2008年我念高二，年初被学校开除了。
那天我在数学课上看《体坛周报》，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谈话，我心里没底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鬼使神差地放了一根甩棍在口袋里。果然谈话没多久，新上任的校长就盯着我的裤兜：“这是什么啊？”
等我把甩棍拿出来，他就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先回去休息，我们帮你保管，第二天再来学校上课。”
第二天，我收到的是一张《劝退通知单》，我妈费好大劲，搞到了教育局长的求情纸条，试图让校长网开一面，校长却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拿出那根甩棍：“你要局长开除我吧，你儿子拿着管制物品进入校长办公室，意图袭击他人，我们的学校没有能力教育好这样的学生。”
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，被开除的前一天，我还收到了“语文基础知识竞赛”二等奖的奖状。马上就要开春季运动会了，“我还能不能报名1500米”是我最关心的问题——这让班里和我关系甚笃的体育委员面露难色。
我照常来到学校打球，教导主任搂着我的肩膀，礼貌地把我送出校门，我这才明白，所谓劝退，就是和你读了11年的学校没有关系了，这种感觉可能和下岗工人类似。也可能不一样，我也不太懂。
对我来说，生活一下变成了从起床都要争分夺秒到整日的无所事事。以前不可以做的，现在似乎都可以去做了——比如在网吧通宵玩游戏，打一下午篮球，或是留校规不允许的长头发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那段时间里，我做得最多的事情，不过就是在家里对着电脑发呆。时间就像是消失了，十天、半个月、或者一个月，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区别。
直到那一天忽然来临。
一个春日的下午，我在家附近的大学打球，专心模仿NBA球星阿里纳斯的零秒出手，只想着胯下运球、跳起、投篮，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，砸在篮板上，进了。
突然教学楼里有学生冲下来：“地震了！地震了！”
带着无聊生活被打破的新奇兴奋，他们不停地七嘴八舌：
“看见没有，刚才的吊扇在晃！”
“还有电视机也在晃！”
“原来地震就是这样啊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打完球回家上网，才看到新闻：死亡3000人，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很快，这个数字就变成6000、10000……前方的消息陆续传来，死亡人数不断被刷新，人们的心态从对普通悲剧的怜悯，变成类似战时的同仇敌忾。
第二天，献血车前就排起了长队。武汉的血库很快就严重饱和，报纸上不断能看到拾荒者或农民工捐款的新闻，就连街区里最劣迹斑斑的流氓经过捐款箱时，也会漫不经心地掏出一张红票子扔进去。
5月19日，和平常一样的下午两三点钟，最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，我在网吧上网，伴随着冷气和烟味，身边的人都在敲着键盘玩“劲舞团”，我点开韩寒的博客，看到他和罗永浩正带着物资赶往灾区。
外面忽然传来鸣笛的声音，我扔下鼠标冲出网吧，街上正泛着奇异的白光，所有的车都停下来揿响喇叭，大概有两到三分钟，热闹的马路上没有喧闹的声音，只有长久的鸣笛，除此之外鸦雀无声——这就是哀悼日了，就像什么东西从二三十楼掉下来发出闷响，真实的世界就这样重重地砸在了我面前。
我不停歇地搜集着和地震有关的所有信息，看到本地最大的论坛置顶帖正在招募地震志愿者，便毫不犹豫地报名，第二天就坐硬座火车到达成都，去和队伍集合。
在火车上晃了17个小时后，我到了成都火车站，天空泛起鱼肚白，一个凉爽而空气新鲜的黎明。我在排着献血长队的天府广场和从各地赶来的其他志愿者汇合，坐上面包车前往灾区，9座的车里整整塞了13个人。
车出成都，周围楼房墙面上有浅浅的裂缝，用红笔写着“危楼”，里面的人已被迁往别处，过了彭州，公路两旁开始到处是残垣断壁。
原来这就是地震后的样子，跟拆迁差不多，我想。
那年武汉到处都在拆迁，建筑物被画上一个叉，几天后推土机赶到，变成一堆砖，新的建筑平地而起。当然，拆迁不会死人，至少大部分时候不会。
我们的目的地是什邡市湔氐镇，龙居中心小学死了六十多个学生，不远处的洛水镇上死了一百多个。20公里外的红白镇，被中青报的记者称为“消失的村庄”，公路还没有抢修通，救援工作也已经不是重中之重，人们更多的是担心那里将会变成疫区，前几天有几个志愿者偷偷摸摸跑去那里，被解放军拦了回来。“你们谁敢去红白镇，马上就给我滚！”队长这样对我们说。
志愿者团队的帐篷营地就在湔氐镇上，出门就是龙居中心小学的废墟，四楼以下全部碎成了瓦砾，似乎凭空消失了，顶楼却魔幻地完整保留了下来，如同电影《飞屋环游记》的场景一般，孤零零地矗在那里。
当天下午，我们就投入到重体力劳动中。主要的工作是帮农民收木耳，黄背木耳是湔氐洛水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，地震导致木耳棚倒塌，木耳寄生在木耳包上，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抢救完毕，就会烂在地里，血本无归。我们把倒塌的房梁挪开，用手把木耳从木耳包上收集下来，装在大筐子里——不管卖不卖得出去，然后再帮他们把木耳包垒好。
干完活后，收音机里就传来总理的声音，离我们不过几十公里之外：“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！”开始帐篷里没有人说话，忽然，有人小声唱起了国歌，之后大家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外面的雨也跟着下了起来。
定点援助的名单中有户人家，地震时孩子在龙居中心小学里没跑出来，我们有点怕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
见面时却并不特别，孩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干活儿，歇息的时候给我们递上烟，女主人操罗准备所有人的午饭：卤菜店买的整鸡——镇上的卤菜店震后第五天就恢复营业了，炒青菜、蒜泥白肉、蛋花汤，比其他人家反而显得更热情些。
墙角的啤酒箱堆了一人多高——镇上商店恢复营业后，每个家庭都囤积了大量的啤酒，雪花，专供四川农村版，便宜、味淡，但经喝，轻易喝不醉，干完活儿之后可以喝上一整天。
“娃娃没跑出来。”孩子的父亲告诉我，“那天我在木耳地里干活，棚子突然就倒了。我往镇上娃娃学校跑，想应该没得好大事情，结果学校倒了，我们就去找。第二天找到了，现在娃娃就埋在地震公墓里头。”
公墓离镇上不远，墓碑还没建好，每个孩子下葬的地方摆放一块砖头作为标记，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，我找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一家女儿的，献了一束野花。这正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，川中的群山满是黛色，翠绿欲滴，蕴藏着死一样的宁静。
一段时间后，这种郁结的悲伤和愤怒，随着啤酒和麻将渐渐消散了。
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，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。
说是老师，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。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，这里的青少年喜欢的事情和大城市的孩子并无二致，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，我和孩子们讨论湖南卫视、快乐大本营、劲舞团的舞步，甚至在网吧为他们展示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。
到了6月中旬，专业队伍陆续赶来，北京某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，他们和我此前遇到过的老师都不一样，温和、耐心、学识渊博，指导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“模联”（模拟联合国，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，是为青年人组织的公民教育活动），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。
离开灾区之前，我去了红白镇一趟，心里想，韩寒走过的路，我也算是走过了，然后便回到了成都。这个城市已恢复了往日的闲适和慵懒，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、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，路上有同伴问：“是吃铁锅鱼还是竹笋鸡？”
“吃鸡吧。”我回答，大家哄笑起来，喝完数不清的啤酒，拥抱告别，回到各自的生活。
回到武汉后，我特地去了学校一趟，对班主任说：“我去汶川做志愿者了。”
班主任对我笑了笑：“马上高三了，大家准备高考都很紧张，以后尽量少来学校门口晃悠。”
地震之后，很快就是奥运会了，想起 2001年申奥成功的盛况，这种心情，有点像一张迟未兑现的彩票即将领奖一样。
我决定去看一看，骑自行车去。
我买了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，场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：A组第一对阵C组第二，中国和新西兰、巴西、比利时一起分在C组，各大媒体已经无数次帮中国国奥队计算过，只要运气够好，胜新西兰，平比利时，负巴西，就能奇迹般以小组第二名出线，对阵A组第一名，很有可能是阿根廷队，到时候我将坐在万众瞩目的国家体育场，目睹中国国奥队创造下一个奇迹。
那是我第一次出门看世界，对周遭的一切都饱含着多年训练过的善意想象：河南人质朴实在，东北人豪爽大方，唯一稍微有些负面的是上海人，小气且斤斤计较。至于我的家乡武汉，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虽然我正迫不及待地逃离它。
7月25日，我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北，信阳、驻马店、郑州、邯郸，以每天大概八九十公里的速度行进，第八天离石家庄还有50公里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弄丢了银行卡和门票。
我想过很多办法：街头路边将就一宿，实在不安全；在国道上拦同样去北京的骑友求助，又拉不下那个脸；也可以像骗子那样用粉笔写几个字：“本人骑行千里去北京看奥运，钱包掉了，落难求助。”然后将自己沿路盖的邮戳一一展示，等待路过的人啧啧称奇之余倾囊相助。
可这样的事儿也做不来。
最后，我想起了救助站。我找到最近的派出所，警察告诉我，石家庄的救助站在火车北站附近，我想起孙志刚，心里有点怕，问警察：“那儿不乱吧？”
他想了想说：“不乱，我往那儿送过人。”
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见过这样骑着上千块钱自行车的求助者，有点傻眼：“你要干嘛？”
我告诉她，我不要钱，也不要火车票，只要借住一晚，等待家里人打钱。终于，她在申请表上填了意见：同意救助。
我问她：“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？”
“这里没有电话。”她回答说。
救助站的格局有点像监狱，我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，被简单搜过身后，由两个工作人员带进内层，在身后把门锁上，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五六张床，房里有两个人。我有些战战兢兢的，心里想着，不知道要不要像坐牢一样听候老大发落。躺在床上的胖子就嬉皮笑脸地问我：“哥们，怎么了？”
他流利地报出一长串城市的名字：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成都……这些城市的救助站他都待过，我才知道他是所谓“跑站的”——在全国各地游荡，靠救助站来解决伙食住宿。
胖子告诉我，上海救助站的伙食比较好，深圳就不行了，郑州简直没法忍。
“那石家庄救助站呢？”
他摇摇头：“要不是没办法鬼才到这里来。”
说着，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车票，邯郸到石家庄：“这是邯郸救助站发的，他们只给我买到石家庄。”
隔壁床是一位青海小伙，脸膛黝黑，内向，普通话不好，一脸忧心忡忡。半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去天津静海拉拉面，拉了半年，一分钱没拿到，行李还被老板给扣了，警察把他送到天津救助站，这是此行的第二站。
胖子在一旁劝他：“和我一起跑站吧，外面可好玩儿了。”
拉面小伙摇摇头：“我只想回家，以后再也不出来了。”
很快，我们领到了各自的晚餐——一包南街村方便面，没有碗，只能用手捏着吃。
第二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和馒头，饭后工作人员通知我和拉面小伙可以走了，胖子的救助期限早就到了，但他拒绝离开。
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递给拉面小伙一张火车票，告诉他：“我们只能给你买到太原，到那里你再联系当地救助站。”
107国道河北段是属于驴肉火烧、羊汤和小米粥的。
行到此处，骑友就越来越多了。大家都往同样的目标冲刺，我们在国道边吃早点，同桌是一对开越野车来的北京夫妻，和我们方向相反，他们正打算去南方度假。
我问他：“您不打算留在北京看奥运会？”
“嗐，我们北京人不赶那热闹。‘避运’，懂吗，我们北京人都出来‘避运’了。”
我大为诧异，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对奥运会不感兴趣的人呢？接着，他的另一句话让我担心起来：“现在北京稍微像样的酒店都被炒到七八百一晚，你们去那儿干嘛呀？”
在距离北京最后100公里内，我们接受了5次检查站的安检，程序大致相同，协警先上下打量你一番，接过身份证：“叫什么？籍贯？身份证号？”然后斜着眼看你：“你就说说你来北京干什么吧。”
我告诉他：“我今年17岁，骑车来看奥运。”
我又问协警身后的警官：“北京哪里有不太贵的住宿？”
他想了想：“你们可以找那种小型足浴中心，三五十块钱洗个脚，然后加个十块二十的就能待一宿。”
“但是不准去嫖娼啊。”他补充道，接着顿了顿，“不过现在也没有。”
再往前走，国道前方出现一块标牌：您已进入北京市房山区。
8月6日的傍晚，我终于见到了电视里那个好客的北京，大街小巷都播放着《北京欢迎你》，马路上随处可见志愿者服务站，我停车灌水，穿着蓝polo衫的大学生得知我的经历后啧啧称奇：“你的意志品质比我强多了！”
第二天，我坐在离天安门一街之隔的南池子大街，在一家露天面摊吃面，民工、胡同里的老大爷、带着袖章的大妈们混坐在一起。邻桌的中年人姓赵，河南人，在丰台工地上干活儿，工地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暂时停工，这对几乎没有休息日的老赵来说是难得的惬意假期，他来找城里的老乡玩儿，吃得很高兴，就着刀削面仰脖抽下小半瓶燕京啤酒，末了意犹未尽，再来一盘凉菜，指着拍黄瓜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吃啊。”
老板把电视机搬到室外，邻居街坊围在人行道上看球，电视里放的是小组赛第一场，中国国奥队踢新西兰，下半场刚开始，国奥队就被新西兰进了一个。
老赵拍拍大腿：“嗐，中国足球嘛，不中。”
马上就有人用京腔附和：“那是，争光还得看女足，铿锵玫瑰，多棒。”
气氛如同观看综艺节目般轻松诙谐，对足球迷以外的人来说，这场比赛只不过是开幕式前的一点佐料，大家都知道为国争光的项目在后头。
“你要是找不着地儿住可以上我们工地宿舍去。”临走前，老赵对我说。
晚上九十点，鸟巢门口的广场依旧热闹非凡。就像是老北京天桥的杂耍，玩滑板的少年、推着自行车的远征军，全国各地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了这里。水立方和鸟巢相隔道路两侧，在夜色里冉冉发光。明天这里会发生什么？会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五彩祥云飘过我们头顶？谁知道呢。
每个人都在情不自禁地“展示”，向世界“展示”，每个人都拉长嘴角，并知道应该拉长嘴角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时候？
这是奥运会前一天的北京，就像一口大锅，已经咕嘟咕嘟快要沸腾开来，所有人都在期待8月8日的晚上。
一位外国女记者带着她的摄像团队无声地记录着什么，我上前搭讪，希望她能采访一下我的故事，我告诉她，我今年17岁，从一千多公里外骑车来北京看奥运。
她笑了笑：“是的，这几天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。”
我退而求其次：“那您能跟我签个名做个纪念吗？”
她一笔一划用中文写上了她的名字。
广场上，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如同过江之鲫，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住酒店或者宾馆，或是睡在马路边，或是睡在南城的地下室招待所里。
一位来自石家庄的中年人如同候鸟般追逐火炬传递的全过程，骑行的距离是我的10倍不止。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插满了奥运旗帜，如同孔雀开屏，声音自豪而高亢：“我一路自费为国家宣传奥运精神，一路自费！”
另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大娘向路人展示自己的巨幅十字绣，长达七八米，上面是天安门、鸟巢、水立方的图案，从申奥成功开始绣到现在，“目前这幅巨作还在赶制中”，她决心在奥运会圣火点燃的那刻绣完最后一针。
忽然，呼啦一下人群四散，四五个便衣警察把一个年轻人按在地上，从他口袋里搜出几张门票。散开的人群重又聚拢。
“这是你的吗？”警察问。
年轻人眼中露出惊恐：“求求你们别带我走，东西都给你们。”
警察挺和气：“谁要你的东西呀，先去所里登个记，一会儿就放你回去。”
围观的群众都说：“你要配合警察，不要给奥运添乱。”
还有匆匆赶来的红袖章大妈，对着人群说：“大伙儿散一散散一散，不要扎堆儿。”
更晚的时候，我打定主意，准备在后海的麦当劳花25元买了一份巨无霸套餐，然后在这里待上一晚，身边看上去和我想法类似的人还不少。可巨无霸还没吃完，麦当劳的广播就响了：“您好，本店因店面装修将于今晚12点停止营业，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。”
不只是这一家，全北京的24小时餐厅那一晚上都不约而同开始装修。
终于到了8月8日下午。鸟巢门口的道路水泄不通，离开幕式还有不到5个小时，广场上传来广播声：“您好，交通管制区域即将开始清场，请大家离开，谢谢配合。”
身边有人小声议论：“看看能不能混进去，兴许不一定清得干净。”
3点，清场开始了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、城管和联防队员组成一排人墙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人群四下退散——看来是没有希望了，我们只能往回走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试图在交通管制区域内潜伏下来，看看有没有近距离看到开幕式的可能，我问路边执勤的警察：“警察叔叔，请问北辰西路怎么走？”
警察皱了皱眉头：“北辰西路，你进不去啊，那里也封路了，你得等奥运开幕式结束再过去。”
我不死心：“我表哥住在那里，我能让他下来接我吗？”
警察摇头：“不行，只能等开幕式结束。”
那天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游行，起初是三五个人自发形成一支队伍，到鼓楼时，这支队伍已经变成了贯穿半个街区的长龙，他们喊着口号：“中国加油，奥运加油！”整齐而急促。走在最前面的，是一个额头上绑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，声嘶力竭，就像破旧的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120公里那样发出阵阵颤抖。
一位巡逻的警察尾随两个街区后拦下了这支队伍，用劝导小动物般的口吻：“我也是年轻时候过来的，大家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过咱们国家规定啊，游行示威应该在指定的场合，你们可以去水上奥林匹克公园表达自己的热情，在这里聚集会造成奥运秩序的混乱，大伙儿散了吧。”
于是人群就慢慢散去，绑头巾的年轻人一下从人群中心变得无人问津，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多少有些疑惑。
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从我身边经过：“水上奥林匹克公园在哪儿？”
“好像挺远的，在顺义。”
“那咱们还去吗？”
“算了吧。”
开幕式开始的时候，我坐在姚记炒肝店里吃炒肝，屋子里满是卤煮的味道，墙上挂着牌匾：“要想吃炒肝，鼓楼一拐弯儿”。
没人在意食物，包括厨师和服务员在内的二三十双眼睛都在盯着电视机大屏幕，仿佛在这一刻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值得关心，眼前所见的，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
当林妙可微笑着对全世界唱起《歌唱祖国》时，我和身边的所有人都感受到，有种确能被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氤氲在空气里，从四周发散开来。
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
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
护送国旗的仪仗队就抵达了旗杆下，广播响起：“全体起立，奏国歌！”
食客里一位扎马尾辫的女孩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发话：“都站起来，唱国歌！”
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
我离开了炒肝店，跨上自行车，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，向那位我虚构出来的表哥的住处踩去。
在路上，我远远的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，五颜六色的礼花一个接一个在越来越高的地方次第炸开——毋庸置疑，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编辑 | 沈燕妮
苏 怡 杰
90后写作者，酒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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